巴金第一次到桂林,投稿来源:黄伟林

抗日战争时期,巴金于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首次访问桂林。

巴金在广州沦陷的前一天撤出了广州。那是1938年10月20日。11月初,巴金到达桂林。1938年11月是桂林知识分子流亡的第一个高潮,也是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桂林的一个月。巴金这次在桂林住了4个月。

从广州撤退的巴金先去了梧州,再经柳州到桂林。到达桂林后,巴金及时想起了自己的流亡生活,即在《旅行通讯》中收录了几篇文章:《出广州》、《梧州五日》、《去民生》、《石龙—柳州》、《在柳州》。如今,这些文章值得珍惜,因为它们保留了广西当年的记忆。

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2月,巴金没有在桂林呆很长时间,但他经历了几次大爆炸。据不完全记载,1938年11月和12月,日本飞机轰炸桂林至少5次,巴金经历过。从上海到广州,从广州到桂林,巴金经历了太多的爆炸。所以巴金写的几篇与桂林有关的散文,似乎都与轰炸有关。

第一部是《桂林的苦难》。这篇文章有很多关于这两个月桂林大轰炸的纪实描写,我在《大轰炸中的桂林城》一文中引用过。在这篇文章中,巴金一开始就告诉我们:

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。那是年长的朋友的寄寓。我受着他的好心的款待。他使我住在那里不像一个客人。于是我渐渐地爱起这个小小的“家”

在桂林,我住在漓江东岸。这是一位老朋友的住处。我受到了他的盛情款待。他让我不像住在那里的客人。于是我渐渐爱上了这个小“家庭”

来。我爱那木板的小房间,我爱那镂花的糊纸窗户,我爱那生满青苔的天井,我爱后面的可以做马厩的院子。打开后门走出去,跨进菜园,只看见一片绿色。七星岩屏障假装地立在前面。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,最安全的避难所。每次要听见紧急警报,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去,多半就在中途田野间停下来,坐在树下,让绿叶遮掩了我们的身子,听着轰炸机发出“孔隆”“孔隆”的声音在我们的头上飞过,也听见炸弹爆炸时的巨响。于是我们看见尘土或者黑烟同黄烟一股一股地冒上来。

这种描述几乎是诗意的。巴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作家。在抗战的氛围中,他的理性必然高于一切。但是写文章的时候,我们还是觉得字里行间有些东西和战争的氛围不太和谐。读了上面的文字,会让人感受到战后的回忆。然而,这篇文章写于1939年1月中旬。然而,接下来,我们读了巴金目睹的四大爆炸案的描述。这些描述与抗日战争的氛围非常吻合。

文章中提到巴金住在一位老朋友家里。根据《广西作家》一书,这个朋友应该是苗崇群。苗崇群是现代著名散文家。1945年,苗崇群去世,巴金为纪念一位好心的朋友而写。据说巴金到桂林的第二天,就在一家北方餐馆遇到了苗崇群。在桂林的时候,苗崇群陪巴金去过很多地方。

根据桂林抗战文化遗产记载,当时巴金的住址是在桂林的六合路口,也就是现在的江岸路以南、六合路口以东一带。

鲁健南和六合东路真的离七星岩很近。巴金住在这个地方,就在桂林城外。与生活在漓江西岸桂林市的人相比,他自然有很大的安全感。警报响起,他可以轻松逃脱,七星岩和月牙山都是他选的。警报解除后,他可以轻松地从水东门过浮桥进城查看灾区。

第四次轰炸写《桂林之苦》的时候,巴金在文章里专门做了一个预测,说要在桂林写一场小雨来记录这一天。

果然,1939年1月下旬,巴金写了《桂林小雨》一文。

在桂林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桂林的冬雨厉害,巴金也学会了。《桂林小雨》开篇就说:

毛毛雨下了一整天。我以为昨晚会放晴。今天,我听到无聊的雨一滴一滴落在我的枕头上。我想,一滴一滴,什么时候能持续?仰望天空,天空总是笔直的,上面没有一丝笑声。我不再有任何希望了。让它倒下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,你的心就会平静下来。

这是巴金了解到的桂林冬雨。在这冬雨中,巴金走到街上。但是,巴金关心的不是冬天桂林的雨,而是一个月前桂林的轰炸。他曾经熟悉的街道,也就是贵溪路,“突然缩短,凭空增加了一大片空地。我看不到熟悉的书店的影子。”“我要去的书店已经完全加油了,找不到任何遗迹。”

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。玻璃杯上有三五滴雨。我有一双鞋底有洞的皮鞋,在泥泞的路上蹭来蹭去。新点亮的路灯和即将熄灭的日光灯为我指明了方向。两三个撑着伞的行人迎面走来。我通过了商务印书馆,整洁的门面一如既往的好。当我走过中华书局时,我看不出有什么异常。但是在新知书店……之后往前走为什么我想去的书店不见了?还有一个我去过的朋友家,连瓷砖都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!剩下的是荒凉。剩下的几堵危险的墙应该是那些悲惨故事的见证。他们会告诉我什么?

走在冬天多雨的桂林街,巴金走过桂溪路、环湖路、杨桥桥,继续往南走。现实是一条有水、有砖、有碎木、有电线的路。里面,是一整条街,只有晃动的墙壁和燃烧的门楼。桂林的细雨,没有诗意,没有温暖。巴金眼里只有孤独的废墟和复仇的欲望。

虽然巴金在多雨的冬天在桂林感受到了更多的苦难,但这并不意味着巴金失去了希望和勇气。我们都知道巴金是一个著名的作家,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巴金也是一个重要的编辑。抗日战争时期,巴金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。在广州沦陷的前一天,巴金把《文聪》第二卷第四号的所有图案带到桂林,在那里出版了这本书。在桂林,巴金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,并继续编辑出版了《文聪》第二卷第五至六号。此外,他还给外地的朋友写了许多信,并将其汇编成《旅游通讯》。1939年2月14日,巴金在《旅行通讯》的序言中说:

这些都是普通的信件。但每篇文章都是在死亡阴影的威胁下写的。这几天,当我看到早上的阳光时,我想知道今天晚上我应该睡在哪里。也许我一闭上眼睛,就会进入“永恒”。

我不会说谎。这些信是证据。即使敌机在我头顶盘旋,整座城市都在燃烧,我依然感受到友谊的温暖。正是这份温暖给了我勇气,让我能以平静的心情在信中经历那些悲惨的日子。我有过勇气,以后还会有勇气,因为我有无数善良的朋友。

巴金在死亡的阴影下完成这么多工作后,1939年2月,巴金随萧珊离开桂林,4月经金华、温州回到上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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